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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制度建設的經驗
來源:中國教育報 2020/02/25 11:57: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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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讀: 總結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制度建設的經驗,對新時代增強制度自信頗有意義。

延安時期,中國共產黨從實際問題出發,制定了以維護黨中央權威、鞏固黨的團結統一為統領的制度體系。總結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制度建設的經驗,對新時代增強制度自信頗有意義。

以實際問題為導向制定制度體系 

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建設,堅持從實際出發,注重解決現實問題。例如,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在長期分散的游擊戰爭的環境中,黨內小生產者的成分占很大比重,在某些黨員中容易產生“個人主義”“無組織的狀態”“獨立主義”與“反集中的分散主義”等等違反黨性的傾向;假如聽其發展,便會破壞黨的團結統一,使黨和革命受到極大損害,張國燾叛黨事件便是明顯的教訓。這種情況,引起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。1938年9月26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,決定成立中央規則起草委員會,由劉少奇等負責起草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、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、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等三個決定,并提交中共六屆六中全會,經討論獲得通過。又如,為了克服干部中存在的“本領恐慌”,即在復雜的斗爭環境下黨員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普遍低下,難以擔當起領導我們的隊伍、帶領全國人民取得革命勝利以及建設一個大黨的重任,為此,毛澤東向全黨發起了開展理論學習的號召,并要求建立學習制度,造成一個學習的熱潮。自1939年到1942年,中共中央陸續發出《關于成立干部教育部的通知》《中央關于干部學習的指示》《中央關于高級學習組的決定》《中共中央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》等一系列文件,規定在職干部理論學習的各種事宜,創建理論學習的制度體系。

注重從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中吸收養料 

制度是文明進程的結晶,承載著一個國家或民族傳統與現代的政治文化。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注重從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中吸收養料,滋養各類制度體系,彰顯自己的制度優勢。在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中有崇尚整體的政治視野、民為邦本的政治理念、家國一體的政治情懷、知行合一的政治思維方法,這對于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建設具有潛移默化、培根鑄魂的作用。延安時期,黨的民主集中制度體系、中央領導機構工作制度體系、集體領導制度體系、請示報告制度體系等均是為了維護黨的團結統一,使黨能夠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,體現了崇尚整體的政治視野;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,擁軍擁政愛民制度、減租減息及耕者有其田的制度、保護民族工商業的制度、發展人民大眾文化的制度等,均貫穿了民為邦本的政治理念;黨的七大修訂的黨章要求,每一個黨員要積極地自我犧牲地進行工作,達到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徹底解放,體現了家國一體的政治情懷;在整風運動中,為了去除主觀主義的毛病,1941年9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的《關于高級學習組的決定》指出,為提高黨內高級干部的理論水平和政治水平,以理論與實踐統一為方法,以達到克服主觀主義、發展革命理論的目的,這就運用了知行合一的方法。

將黨性與人民性相結合 

中國共產黨的團結統一,是爭取抗戰勝利和實現建國大業的最重要條件。鑒于此,《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》《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》《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》等,要求全體黨員尤其是干部黨員加強黨性鍛煉,維護黨中央權威,愛護黨和黨的團結統一有如生命。中國共產黨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,在制度上體現為:在政治上,實行“三三制”,保障人民享有民主自由權利;懲治貪污,頒布了《陜甘寧邊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》和《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》的訓令等;為了減輕人民負擔,發布《中共中央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》,實行精兵簡政。在經濟上,中共中央頒布《抗日救國十大綱領》《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》,明確實行地主減租減息、農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。在文化上,《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后任務》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》,則是建設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的制度性文件。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則明確了黨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,并指出將兩者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是民主集中制,這要求黨員認真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,傾聽人民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迫切需要,將人民組織起來,為實現人民的需要而斗爭。

維護制度權威,做執行制度的表率 

1937年八路軍將領、屢立戰功的黃克功槍殺戀人劉茜,在收監期間,黃克功曾幻想黨和邊區政府會由于他功勞大而從輕發落,他還給毛主席寫信,請求留他一條生路。在戰友情感與法律制度之間,中國共產黨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后者,依法判處黃克功死刑,捍衛了法律制度的尊嚴。延安時期根據地政府機關構成人員采取“三三制”。在1941年11月召開的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,共產黨員徐特立當選為參議員,由于共產黨員當選人數超過“三三制”的要求,他當即聲明退出,由黨外人士遞補,得到了邊區各階層人民的稱贊。由于日寇的瘋狂進攻和掃蕩,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,加之華北等地遭受自然災害,導致整個抗日根據地發生了極為嚴重的困難。為克服困難,堅持抗戰,1939年黨中央發出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號召,陜甘寧邊區政府公布了《陜甘寧邊區人民生產獎勵條例》《督導民眾生產勉勵條例》。黨中央、邊區政府的領導人以身作則,積極參加生產運動,毛澤東、朱德開荒種菜,周恩來、李富春等參加紡線競賽,在領導干部中產生了八路軍359旅旅長王震、關中地委書記兼專員習仲勛等22位生產模范。尤其是359旅將荒無人煙的南泥灣變成了陜北的好江南,成為邊區大生產運動的一面旗幟。

責編:譚瑩瑩 (如涉版權請聯系[email protected]  轉載請注明海疆在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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